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文化小知识
 往事点滴-黄佐临

儿时轶事
    小时候,父亲对我很严厉,动辄就打,把我孩童的天性束缚住了。
    然而,孩子终究是孩子。你从这面镇压下去,他会从那一面冒出来。记得我干过这么一件恶作剧:到外面去抓来一只癞蛤蟆,偷偷地带回家,半夜,把它捆在一只拖鞋上,然后,放在楼梯口。癞蛤蟆一跳、一跳,带着拖鞋从楼梯上跳下来,发出“啪哒、啪哒”的声音,把家里老老少少吓得要命。
    还有一次,当我六七岁时,我把父亲待客的从日本进口的太阳牌啤酒偷喝了几口,受到父亲责骂,第二天就灌了些外祖父尿壶的小便,起着泡沫倒颇像啤酒。看着父亲的朋友们喝得津津有味儿,频频点头称赞不已,心头的石头才落了地。
    所以,我一直认为,教子过严,是有副作用的。
    我六岁那年,广东戏到天津演出。这对在天津的广东人来说,是一件大事。我父亲买了月票,带着全家天天晚上去看戏。一天,我姨把我带到后台去,那个红得发紫的花旦来陪我姨说笑。她弯下腰和我逗着玩。不知怎么,我忽然摸了一下她的脸。我姨就大笑起来,回家逢人就讲,说我这么小,就会和花旦怎么怎么,把我讲得怕极了,好久好久都抬不起头来。虽然我才六岁,但被人笑话的印象却留下得极深。自此以后,见了女演员,都要退避三舍了。
    我十二岁时,巳在学堂念书。一天下课,我和往常一样,低着头、夹着书包回家。正好,对面女学堂也放学,走出来几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女学生。我边走,边回头看她们,一不小心,撞在树上,把脸给撞破了。
    回到家里,父亲问,你脸上怎么破了?我呐呐地说:“摔了一跤。”
自此以后,我再也不敢贪看女生了。
某报记者有一次问我,干戏干了几十年,怎么能保持在生活作风上不出问题?
大概就缘由于此吧?

奇异的婚配
    我有一个表姐,两眼斜得厉害。我和妹妹都偷偷叫她“斜眼儿”。她家住在天津市郊外,每逢暑假,她和妈妈都要进城来,住在我们家里玩。
我十五岁那年的暑假里,有一天,我午睡起来,迷迷糊糊,也不知怎么的,突然,一把就抱住了我的那位十九岁的表姐。她的父母听说了以后,就一定要把“斜眼儿”嫁给我,硬讲这是命中注定了的。妹妹们也都笑话我。我急得一把抱住了妈妈叫嚷:“以后我再也不午睡了!”幸好,我父母也反对,他们对“斜眼儿”的双亲说,我每每午睡起来,总有个迷里迷瞪的毛病。有一回,就跑出家门去把一个恶霸的孩子狠狠打了一记耳光,险些惹出祸来。
这样,这一门亲事总算是了了。
    可是,到了我十七岁那年(即高中二),媒人不断上门提亲。当时,我一心想出去留学,见有人说媒,就忐忑不安。幸而我父亲眼界甚高,一直没有中意的,我心中暗暗欢喜:总算是太平无事!然而,媒人又登门了,我在窗外窃听。原来,是为一个广东女孩儿提亲。这个女孩儿我知道,一般得很,父亲决不会中意的。我放心地走开了。事情却完全出于我的意外,父亲把我叫去,告诉我,他同意这门亲事了。我大为惊讶!
    我去问母亲:这个广东女孩儿有什么好?父亲为什么竟会中意呢?母亲说:“你父亲这辈子唯有一个癖好,就是爱吃甲鱼,而甲鱼是很难杀的,这位姑娘呢,恰恰有一技之长,就是极擅长杀甲鱼。她总是有办法把甲鱼的头从它的鳖甲里引出来,让它咬紧筷子,然后,一刀就斩断它的脖子……你父亲就是愿意有一个会杀甲鱼的能媳妇儿!”
    我不听则罢,听了以后,从头冷到脚,浑身起鸡皮疙瘩,我无论如何不能同意这一门亲事。我向母亲哀求,可是母亲含着眼泪,爱莫能助。此时,我真是上天无路,入地无门——不,入地,还是有门的!我忽然想起家里有一个地窖,为储藏白菜过冬挖下的,我去躲在那里,就神不知鬼不觉了。我真的钻进地窖,地窖里能听得见上边的人说话,而人们却看不到我,我顿时感到安全!
    吃晚饭时,全家都找不见我,睡觉时仍不见我的踪影,家里人不知我上哪儿去了,焦急万分。我不声不响,蹲在地窖子里,就是不走出来。一天过去了,两天过去了,母亲的眼睛都哭肿了,父亲也只得扬言出去,说是退了这门亲事。我这才悄悄从地窖里爬了出来,已经饿了两天两夜了。事后,妹妹们总开玩笑,说我是被那擅长杀甲鱼的女孩子,用她的一技之长把我从地窖子里引出来的!
    “地窖”事件之后,我父亲终于决定送我出去留学,附加条件是:不准娶个红毛绿眼睛的外国婆子回家.这一点,我倒是“遵命”了。

导演的尴尬
    我是一个导演,职业注定每天要收到近百封信,内容都是自荐当演员的。对一些条件不合适的人,我总是善意地劝告他们,不要凭一时冲动想要演戏,免得误了终生。可是,年青人不愿意听从我的劝告,三天两头找上门来厮磨,搞得我难以应付。
    一天,我照例收到一叠来信,其中有一封这样写道:“……佐临导演,你若是再不同意我当演员,我马上跳进黄浦江……”我啼笑皆非,只得回信劝道:“……那么,我劝您先学会游泳吧……”
    另一天,又有人“嘭嘭嘭”敲门。我一开门,见一位年青人堵在门口,看他那背水一战的神情,我突然怀疑,莫不是要跳黄浦江的人来了?
    “我找黄佐临!”
    “他不在家。”我扳着面孔回答。
    青年人惊讶地指着我说:“咦?你不是黄佐临吗!”
    我严肃地摇头说:“不,我是他弟弟。”
    青年人不信:“不对,你就是黄佐临!”
    我咬紧牙关坚持着:“不,我是他的弟弟!”
    青年人只得走了。    .
    事后,我觉得自己的猜疑毫无根据,就一直对这位青年人感到歉疚。
也巧,不多久,这青年人搬到我家附近,我们常常在路上遇见。每次,我都想表示一下我的歉意,他却像根本不认识我似的,使我难以启口。
那青年大约至今仍在困惑:我到底是我啊还是我的弟弟?!

“小道具”与“大道具”
 抗战胜利前,我在孤岛《苦干》剧团。一天下午,来了位客人。同团的同仁介绍说,这是一位对话剧极为热心的观众,极想结识我。这位陌生的先生一经介绍后,就拉着我,执意要请我去“白相”。我看他五大三粗,一脸横肉,操着一口江北话,唾沫星子四射,典型的“白相人”模样,而况据了解,他是靠制造香烟发财、地地道道的暴发户,我不愿与他交往,就谢绝了。谁知他死赖活缠,就是不走,一定要让我赏他面子。无可奈何,本着当导演的应该熟悉三教九流的想法,我随他来到一家扬州饭馆。走进门去,只见八仙桌上早巳准备好满满一桌酒菜,讲究极了。我很惶惑,不清楚这个陌生人为什么热衷于请我吃饭?
这时,主人从里间引出一个女孩儿来,约摸十八九岁,长得很秀气,穿一身浅色旗袍,显得十分文静。他洋洋得意地介绍说:“这是我的小妾。”
我禁不住打了一个寒颤。(他已五十开外,秃了顶了!)
他接着说:“你看她十分漂亮吧?”
那小妾只是低垂着头。
“她好看极了,可以和电影明星比美了!”
那小妾头垂得更低了。
“黄先生,有机会让她上上台,不用化妆,一定比那李丽华还要红!来来来,上前头来,我给你介绍介绍,这就是上海鼎鼎有名的佐临大道具!”(确是“大道具”,并非排版之误!)
那小妾吃惊地抬起头,看了他一眼,我这才看清楚,那女孩儿的眼睛,宛如一汪秋水。
我真成了“大道具”,愣着不知说什么好。只是事后想起那个“小妾”,深受暴发户的摧残,总为她感到惋惜和愤慨!

选自黄佐临着《往事点滴》,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9月第一版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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